概括提出并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是黨的二十大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新重大成果。自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概念以來，理論界就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廣泛、深入而持續的研究。然而，從整體上來審視，很多研究都存在著一個“去工業化”的缺憾與不足，即注重從歷史邏輯角度探討中國式現代化從國家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再到全面現代化的發展演變，卻很少從內在本質角度探討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深層關系。不能深入馬克思主義工業現代化的理論深處，也就無法從工業現代化的大歷史觀角度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與新型工業化的歷史關系。由此，如何從馬克思工業化理論視閾出發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及其歷史敘事，就成了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理論問題。
一、馬克思工業化理論視閾的現代化及其發展主題
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遇到的“物質利益難題”，直觀地說是林木盜竊和地產分析、摩澤爾農民狀況以及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這三個促使馬克思“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問題，但本質上都可以歸結為與“商業和工業”以及商業資本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轉變進程緊密相關的社會貧困和自由貿易這兩個突出的現實問題。這些現實問題使得馬克思把隱含在理性的法背后的“物質利益難題”與把對無產階級貧困化的關注包含在內的“共產主義問題”統一起來，既為他沖破黑格爾理性主義哲學觀的藩籬打開了一個缺口，又為他打開了研究共產主義問題的大門。由此出發，當馬克思為著解決“苦惱的疑問”而對黑格爾法哲學進行批判性分析的時候，馬克思終于發現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背后的社會秘密：圍繞財產的所有制才是社會結構和歷史發展的真正基礎。這一發現使馬克思開始了從研究現代國家本身到研究現代國家的世俗基礎、從市民社會的外在問題到市民社會的內在問題、從法哲學批判到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轉變。馬克思說：“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當馬克思發現了從法哲學批判這個“副本”批判轉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原本”批判的內在邏輯，他就從“資產階級社會的最重要的物質利益（即商業和工業）”的原則高度把捉到了現代化與工業化的內在關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在批判了德國現狀以至現代德國制度的“時代錯亂”后指出，“一旦現代的政治社會現實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問題，批判就超出了德國現狀……工業以至于整個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關系，是現代主要問題之一……這個例子充分說明了德國式的現代問題”。在這段具有綱領性意義的論述中，馬克思一連使用了三個與“現代”或“現代的”緊密相關的重要概念，從總體上界定了現代化發展的歷史主題。
首先，“現代的政治社會”決定了現代化發展的歷史境遇。“現代的政治社會”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只出現了1次，但它卻是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始終與“市民社會”相對勘而使用了13次的“政治社會”概念的高度概括和理論升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從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相對勘的意義上對歷史上的社會情形作了兩種區分：一是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高度合一的社會情形，這在古典古代的奴隸社會和中世紀封建宗法社會表現最為突出。二是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彼此分離的社會情形，這是從法國大革命才開始的事情。馬克思認為，現代的政治社會不是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政治國家）的“絕對分離”，而只是它們的“相對分離”，是兩者既高度分離又相互結合的社會情形。這是現代政治社會的矛盾之處，也是它的偉大之處。黑格爾的深刻之處在于揭示了“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分離是一種矛盾”，而他的錯誤之處正在于“滿足于這種解決辦法的表面現象，并把這種表面現象當作事情的本質”。在馬克思看來，要從“事情的本質”而非“表面現象”的角度解決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系這個根本問題，就必須從“現代的政治社會”的實情出發將其概括并提升為一個經濟與政治二元互動、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高度統一的總體性社會概念。這就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雖然只使用了一次然而卻是單獨使用的“現代的政治社會”概念。它構成了我們研究與“現代”本質相關的“現代化”“現代性”和“現代社會”的發展問題的根本歷史語境。
其次，“現代主要問題之一”構成了現代化發展的歷史主題。傳統政治社會主要是農業經濟時代的一元化社會結構，現代政治社會則是工業經濟時代的二元性社會結構。這種二元性社會結構使馬克思把現代化問題的政治維度與經濟維度結合起來，把研究的問題域從法哲學和政治轉向經濟學和工業。《〈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不僅是這一轉向的開始，而且使馬克思從一開始就站在理論制高點上。馬克思認為，一旦“現代的政治社會現實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問題”，批判也就“超出了德國現狀”，進入了現代社會的運動場。馬克思說：“工業以至于整個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關系，是現代主要問題之一。”這句話在舊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翻譯是：“工業以至于整個經濟界和政治界的關系是現代主要問題之一。”兩相比較，新版譯文相對于舊版譯文主要有兩個變化：一是把“經濟界”和“政治界”的譯法改成了“財富領域”和“政治領域”的譯法，在主題上突出了現代社會的財富主題；二是把“經濟界和政治界”之間的關系詞“和”字改成了“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之間的關系詞“對”字，在邏輯上突出了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主導關系。這樣，馬克思就從財富領域與政治領域的內在契合出發揭示了工業化與現代問題的歷史本質：在經濟活動已經被提升到政治高度的現代政治社會，“工業問題是地地道道的現代問題，是現代問題的縮影和典范”。事實說明，馬克思在這里以“一個例子”揭示出來的工業化問題在后來演變成了他關于現代社會發展的理論主題之一，也成為我們今天探討現代化發展的時代主題之一。
最后，“德國式的現代問題”預示了落后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特殊道路。當馬克思洞悉到“工業以至于整個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關系”這個“現代主要問題之一”后，他通過對比落后的德國同先進的英法之間的發展差距分析了“德國式的現代問題”，并從理論與實踐、思想與現實的統一出發，為落后的德國提出了一個只有用“實踐”的辦法才能解決的重大“課題”：德國能不能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德國能不能把自己不但“提高到現代各國的正式水準”而且“提高到這些國家最近的將來要達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的問題。問題的這種提法說明，馬克思哲學的實踐轉向和共產主義取向同他從法哲學批判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轉向是同時發生的。馬克思在發現現代化發展的歷史主題的同時就已經提出了一個事關現代化發展的普遍性與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的關系問題。在馬克思看來，德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不應該等同于英國式的、法國式的現代化，它必須以解決“工業以至于整個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關系”這個現代化發展的歷史主題為契機，立足“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和“達到人的高度的革命”的內在統一，把現代化進程的“工業化”（財富領域問題）和“民主化”（政治領域問題）結合起來。盡管馬克思寄予厚望的“德國式的現代問題”的解決最后使德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但落后國家如何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而走向共產主義的歷史進程，卻在落后的俄國、中國等東方國家經由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而創造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新道路，這無疑是對“德國式的現代問題”的實踐創新和歷史超越。
正是從法哲學和政治向經濟學和工業的轉向中，馬克思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他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文本“三級跳”中，建構了一個通過“改造工業和社會結構的必要性和條件”而通達共產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通道。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從“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作準備”的意義上理解工業活動和人的解放的本質關系，從而把“私有財產和共產主義”的討論引向深入。在《神圣家族》第六章第三節中，馬克思在分析法國唯物主義中“直接導向社會主義”的那個派別時指出：唯物主義“關于工業的重大意義”等學說，“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有著必然的聯系”，并批判了“批判的批判”以為“只要它把人對自然界的理論關系和實踐關系，把自然科學和工業排除在歷史運動之外”，它就能達到“對歷史現實的認識”的錯誤思想。在《評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馬克思通過區分工業的生產能力和體現在工業中的那種歷史地積累起來的社會力量，評述了李斯特基于生產力理論的國家經濟學，批判了李斯特把生產力精神化、神秘化、泛邏輯化和非歷史化的錯誤，認為工業生產力作為一種物質力量和社會力量相結合的偉大產物，具有超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和民族國家界限的世界歷史意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從“哲學的解放”和“真正的解放”的對勘出發，從“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的“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出發，得出了批判費爾巴哈在歷史領域陷入唯心主義的最高結論：“正是在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看到改造工業和社會結構的必要性和條件的地方，他卻重新陷入唯心主義。”
這里的關鍵在于，馬克思從科學實踐觀奠定了整個唯物史觀基礎的原則立場出發提出了“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同“經濟學的工業唯物主義”的劃界問題。在馬克思看來，物質生活的生產實踐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基點，它在現代社會的典型表現就是“工業和商業、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交換”這種“感性活動”。然而，現代工業和商業這一唯物主義基礎，既可以作為“經濟學的工業唯物主義”而充當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踏腳石，也可以作為“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而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鋪路石。這里其實涉及馬克思主義兩個內在相關的根本問題：一是在世界觀上，“經濟學的工業唯物主義”對工業這種實踐活動只能達到經驗性的把握，只能是一種“直觀的唯物主義”而不是“實踐的唯物主義”；二是在歷史觀上，“經濟學的工業唯物主義”因為“把工業喚起的力量同工業本身即同工業給這種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條件混為一談”而把工業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無法上升為“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侯惠勤教授從“對實踐兩重性（自然物質性和社會歷史性）的科學區分是唯物史觀創立的關鍵所在”意義上對此作出了深刻的闡釋：“從直觀的觀點出發，要么無法將實踐的兩重性區分開來，尤其無法將蘊藏其中的革命性剝離出來，要么把兩者絕對對立起來。比如說對工業，要么不加區分地加以贊揚，結果把對工業的贊揚變成了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贊揚……要么不加區分地加以否定，結果把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批判變成了對于工業和社會化大生產的否定。”遺憾的是，我們的很多研究幾乎完全忽視了馬克思把工業從其與資本主義的結合中剝離出來并將它改造為與社會主義結合的思想的偉大意義，沒有充分注意這一論述中蘊涵的在批判資本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基礎上開創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開辟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大意義。
事實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反杜林論》等著作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肯定和辯證批判，以及他們對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闡述、對共產主義文明新形態的建構，始終與他們在創立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進程中把機器大工業與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聯系在一起，始終以他們對工業化與現代化關系的深刻論述為理論基石。如果沒有對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的這種歷史穿透性的深刻把握，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創立歷史唯物主義，不可能創立資本與勞動的政治經濟學，也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從空想發展為科學。馬克思晚年對俄國等落后國家能否通過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而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研究，也是站在“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的工業現代化的總體進程作出的審慎分析。在馬克思看來，落后國家邁入工業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不會改變的，唯一能改變的是，它是必須走資本主義工業現代化的老路還是能夠開辟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的新路。馬克思深刻地指出：“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這種“歷史環境”對于特定的國家來說，就是包涵了特定的社會條件、歷史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廣義的歷史環境。具體到中國來說，就是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式現代化”。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敘事：從現代國家到現代化國家
習近平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講中國式現代化的敘事，首先必須科學地理解“敘事”。馬克思在講到“德國式的現代問題”如何超越“烏托邦式的夢想”而實現“徹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時指出：“德國社會各個領域之間的關系就不是戲劇性的，而是敘事式的。”結合馬克思和恩格斯后來對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辯證方法的分析，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區別于“戲劇性”話語體系的“敘事式”話語體系，指的是話語主體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對“社會各個領域之間的關系”的學術性研究和敘述。“敘事式”話語與“戲劇性”話語雖然都帶有主體性特征，但與“戲劇性”話語的“主觀性太強”相區別，“敘事式”話語體現了歷史方式與邏輯方式、主觀邏輯與客觀邏輯的辯證統一。如恩格斯所說，“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
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敘事，首先必須弄清楚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敘事。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以此為總原則來考察，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敘事包括三個層層遞進的問題：一是世界范圍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應該依靠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來推動，二是落后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需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來推動，三是中國應該建設成為一個什么樣的現代化國家。這三個問題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敘事的發展邏輯：通過建構現代國家來推動現代化建設，通過現代化發展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這是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是解決“工業以至于整個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關系”、實現“改造工業和社會結構的必要性和條件”的內在要求。
在談到現代國家與國民財富的關系時，馬克思曾經指出：“17世紀經濟學家無形中是這樣接受國民財富這個概念的，即認為財富的創造僅僅是為了國家，而國家的實力是與這種財富成比例的，——這種觀念在18世紀的經濟學家中還部分地保留著。這是一種還不自覺的偽善形式，通過這種形式，財富本身和財富的生產被宣布為現代國家的目的，而現代國家被看成只是生產財富的手段。”撇開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偽善形式的批判不說，馬克思在這里揭示了現代化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任何國家只有通過“現代國家”推動的大量的財富生產，才能真正實現“國家現代化”，建設“現代化國家”。在這里，通過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創造巨量的物質財富，為現代化發展奠定必需的物質基礎和經濟條件，成了現代國家的首要任務。道理很簡單，傳統的王朝國家的存在基礎是“直接的強制勞動”，與這種勞動相對應的財富不是“資本”而是“統治關系”。對這種統治關系來說，“財富本身只有享樂的意義，而沒有作為財富本身的意義，因而這種關系決不能創造出普遍的產業”。與傳統的王朝國家相對立，資產階級國家必須“靠間接的強制勞動即雇傭勞動才能存在”。與這種勞動相對應的財富不是“統治關系”而是“資本關系”。現代資產階級國家與傳統王朝國家的真正區別不在于有沒有奢侈的問題，而在于奢侈的生產方式和表現形式不同。就是說，現代資產階級國家能夠借助于新的財富生產機制即新的雇傭勞動制度或者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貨幣作為發達的生產要素發揮到極致。馬克思說：“貨幣作為發達的生產要素，只能存在于雇傭勞動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說，只能存在于這樣的地方，在那里，貨幣不但決不會使社會形式瓦解，反而是社會形式發展的條件和發展一切生產力即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的主動輪。”
資本關系打開了現代社會真正的財富源泉，賦予了現代民族國家創造財富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馬克思說：“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的預備時期，是以個人的和國家的普遍貨幣欲開始的。財富源泉的真正開辟，作為取得財富代表的手段，似乎是在具有貨幣欲的個人和國家的背后進行的。在貨幣不是來自流通而是在實體形式上被發現的地方，如在西班牙，國家變窮了；可是為了從西班牙人那里取得貨幣而不得不進行勞動的那些國家，則開辟了財富的源泉，因而真正富裕起來了。”在馬克思看來，相對于15—17世紀基于“財富流通”（包括商業貿易、商業戰爭、殖民掠奪、販賣黑奴等）最先富裕起來的近代早期國家（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18—19世紀的新生現代國家（英法德美等）雖然也保留了商業戰爭、殖民掠奪、販賣黑奴、霸道強權等野蠻本性，但從根本上說是基于“財富生產”而富裕起來的。正因此，英國現代化具有了開創性意義——它是通過工業革命這種“財富生產”方式崛起的。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資本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給予了高度肯定與評價。
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說明，現代國家要通過巨量的財富生產走向現代化國家，首先必須建立一個統一與獨立的現代國家（民族國家、主權國家和政治國家），才能為現代化發展創造根本社會條件，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而這樣的現代國家，只有通過政治革命才能建立起來。英國是如此，之后的法國、德國等其他國家亦是如此。這里的唯一區別是，英國能夠通過第一次工業革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完成工業化的現代化國家，是因為它面對的是一個資產階級政治革命業已完成的國家，因而具有能夠順理成章、從從容容、心無旁騖地進行工業化革命的獨特優勢，而對于后起的法國、德國等其他國家來說，它們面對的卻是一個特權思想和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絕對君權堵塞了宣泄社會不滿的通道的國家。對于這些國家來說，要實現工業現代化發展，最緊要的就是在政治上建立起一個有利于工業現代化發展的現代國家。但是，建立這樣的現代國家，在法國不同于英國，在德國又不同于法國。我們看到，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作出了兩個意義不同的歷史對比：在分析“德國式的現代問題”時，馬克思對比的是落后的德國與先進的法國和英國；而在分析“德國解放的實際可能性”時，馬克思對比的是政治革命尚未完成的德國和政治革命已經完成的法國。
第二個問題是落后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需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來推動。如果說第一個問題的重點是如何處理工業化與革命化的關系問題，那么第二個問題的重點還增加了一個如何處理落后國家、后發國家現代化與先進國家、先行國家現代化的關系問題。
英國率先進行工業革命并且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完成現代化的國家，對于其他國家具有強烈的示范效應和樣板意義。對于英國之后的任何國家來說，現代化道路是走英國現代化道路（更廣泛地說是歐美現代化），還是走符合自己國情的現代化道路，都是一個現代化發展由什么階級領導、走什么社會道路的具有普遍性的根本問題。從世界范圍來看，這個道路選擇的問題經歷了一個從不太突出到極其重要的歷史轉變：在19世紀70年代以前，無論是基本實現現代化還是正在走向現代化的國家，基本上都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如英法德美等）和深受西方資本主義影響的東方國家（如日俄以及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晚清中國、中華民國等）；從19世紀晚期開始，隨著東方革命和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突顯，問題表現為落后國家是否必須跟在西方國家之后亦步亦趨地走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歷史反思；而在十月革命之后，問題更為清晰地體現為是走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道路選擇問題。
以此來考察，中國的現代化圍繞由什么階級領導、走什么社會道路的問題，經歷了三個重要的歷史階段。第一階段從1840年到1911年，包括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等。所有這些嘗試的失敗說明，不依靠現代國家而寄望于傳統的王朝國家，不改變封建社會而寄望于地主階級領導的實業化道路或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改良運動，中國是無法實現現代化的。第二階段從1911年到1956年，包括資產階級性質的辛亥革命、無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這個階段，中國人民經歷了三次大的政治轉型與國家建構：第一次是“走向共和”，建立舊民主主義性質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華民國”），開始了建構民族國家的革命歷程。第二次是“走向人民共和”，建立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無產階級共和國（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建立獨立、統一的民族國家與自由、民主的人民國家的真正統一。第三次是“走向社會主義共和”。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標志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也標志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新民主主義性質向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成功轉型，把民族國家和人民國家相統一的現代國家奠定在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第三階段是1956年以后，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敘事既體現為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共和國的高度統一，也體現為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和現代化國家這兩種國家敘事的深度結合。
從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共和國的高度統一來看，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敘事是對馬克思社會主義共和國思想的展開與實現。馬克思在1844年就曾以法國里昂工人起義的失敗為例指出：“里昂的工人以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為自己只是共和國的戰士，而事實上他們是社會主義的戰士。”在馬克思看來，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與目的是雙重的：無產階級既要做共和國的戰士，通過政治革命建立共和國，又要做社會主義的戰士，通過社會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由此出發，馬克思在以《資本論》的革命結論為基礎總結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時，把“社會成為國家的主人”這個人的解放的社會條件奠定在“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這個根本經濟條件上，把巴黎公社看成法國二月革命時呼喊的“社會共和國”的誕生記，建構了內含“勞動共和國”與“民主共和國”的“社會共和國”構想：（1）“社會共和國”作為總體，揚棄了“對財富的貪得無厭和對財富生產者的憎恨”，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勞動共和國”作為內容，體現了“勞動的政治”與“勞動的科學”相統一的生產原則，揭示了勞動的解放就是把勞動從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把科學從奴役勞動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的雙重意義；（3）“民主共和國”作為形式，證明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說：“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它所采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屬于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對于無產階級為什么必須采取民主共和國的形式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曾給予多次分析與闡述。
具體到我國來說，如習近平所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紀50年代就曾“高度肯定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科學預見了‘中國社會主義’的出現，甚至為他們心中的新中國取了靚麗的名字——‘中華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就致力于“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的革命事業，以求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現代國家支撐和保障。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就從“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的戰略高度論述了“工業問題”的重要性以及中國工人階級的雙重任務。毛澤東說：“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又從“人類進步的遠景”意義上指出：“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是明確地提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雙重任務：一是“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二是“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從本質上來說，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共和國、現代化國家三者高度統一和深度結合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是對馬克思理想中內含“勞動共和國”與“民主共和國”的“社會共和國”思想的展開與實現，它必然貫穿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改革與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中，貫穿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整個歷史進程中。
事實證明，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在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上被重新啟動和激活了。這突出地表現在我們要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設定上。繼黨中央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化三改”）和1954年、1956年兩次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現代化）的初步目標后，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就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提出過三次根本性闡述：第一次是1964年12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時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第二次是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把我國建成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第三次是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三次闡述構成了一個螺旋式上升的歷史性轉化：提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說明“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必須通過國家工業化與“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實踐實現“富起來”的發展目標；轉變為“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提法，說明我們的共和國不能是一個抽象的、貧窮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必須是一個“夠格的”“發達的”“名副其實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意味著中國必須經歷一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提法，說明我們國家不能只是一個經濟發達的現代化國家，而必須是一個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的而非別的什么主義的現代化國家，意味著中國必然迎來一個從“站起來”“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新的偉大飛躍。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文明敘事
“文明是現代化國家的顯著標志。”只有從工業化、現代化視閾考察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敘事，我們才能真正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意義出發考察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敘事。事實上，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敘事的第三個問題即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應該將中國建設成一個什么樣的現代化國家的問題，同時就是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文明（文明國家）敘事。撇開中國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或者是什么性質的民族國家的爭論不說，當眾多中外專家學者指認中國不是一個“國家”（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文明”（文明國家）的時候，他們確實說出了其中的部分真理性：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敘事不能單純用現代意義的、西方意義的民族國家來簡單衡量，而必須從民族國家與文明國家融為一體的整體性意義上進行分析。
如恩格斯所說，“文明是實踐的事情，是社會的素質”。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與文明觀相統一的角度考察我國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敘事具有雙重意義：在國家文明意義上體現為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斗目標的偉大實踐；在人類文明意義上體現為對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而把現代化運動引向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實踐。
從國家文明敘事的意義上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領導中國人民解決“工業以至于整個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關系”這個現代化發展主題，從富強走向文明，創造人民富裕、人民民主和人的發展相統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實踐。
鴉片戰爭以后，由于西方列強入侵和封建統治腐敗，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的兩大歷史任務。歐美國家通過工業化走向現代化的富強之路，刺激著中國人民的神經，“尋求富強”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孜孜以求、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奮斗目標。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們作為一系列接續進行的社會運動，推動了近代中國“從富強（富國強兵）走向文明”的第一次思想啟蒙和文化轉型。其最后成果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雜志（1915年1月問世）和《青年》雜志（1915年9月創刊，1916年9月更名為《新青年》）分別對科學和民主這兩大文明精神的倡導。經受了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主體即中國共產黨誕生了。在黨的領導下，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我們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現代化建設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展開，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開始了“從富強（富民強國）走向文明”的第二次偉大實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對現代化的認識主要是從國家積貧積弱的憂患意識出發對工業化與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的理解，其最集中體現就是毛澤東有關“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理論。早在1944年5月，毛澤東就指出：“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在1945年4月的《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專門就“工業問題”與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關系作了深刻闡述。他說：“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正是看到了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國家主權對于發展工業的重要性以及發展工業對于鞏固國防、人民福利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性，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以及新中國成立前夕，多次強調通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解決國家工業化問題，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這種通過發展工業和變農業國為工業國而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的現代化發展思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通過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多次演進，最終在1964年12月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定型為“四個現代化”（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戰略目標。直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業化”，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四化”，2022年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以工業化為核心和基礎、以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為首要目標的現代化發展，都實實在在地保留了中國式現代化“尋求富強”的現代化底色。
基于工業化的富強追求構成了現代國家文明的首要目標，但它并非現代國家文明的唯一目標。事實上，中國式現代化在追求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這一經濟的、物質的文明的同時，從一開始就沒有放棄對政治民主、精神自由、社會和諧等其他領域文明精神的不懈追求。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從文化和政治同經濟的基本關系出發指出，中國共產黨人“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以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綱領為指導，毛澤東在1945年提出了“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的奮斗目標。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毛澤東從“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人類歷史高度自信地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還提出了“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的偉大目標。
正是有對不同領域文明精神追求的整體性考量，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式現代化歷史性地開啟了近代以來中國“從富強走向文明”的第二次偉大實踐歷程：富強意味著經濟層面和物質文明的優先發展，文明則意味著文化層面和價值體系的全面追求。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把我們的國家逐步建設成為現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1987年黨的十三大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明確提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經濟富強、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三位一體”總體布局得以形成。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首次把“和諧”與“富強民主文明”并列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建設目標。2007年黨的十七大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建設目標提升到了“四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高度。2012年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2017年黨的十九大在現代化國家目標中加入了“美麗”目標，歷史性地提出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整體發展來看，“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協調推進就是五大領域建設的協調發展和五大文明成果的歷史匯聚。它說明，五大領域建設和五大文明成果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前者是“就活動而言”的表達方式，后者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的表達方式。正是五大領域建設的協調發展和五大文明成果的歷史匯聚，使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在內涵上難以分割，在外延上互相印證，形成一種看似一分為二、實則合二為一的總體性社會效果。
邏輯而歷史地考察，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家文明敘事，是堅持整體性與立體性、全面論和重點論相結合的總體性現代化國家敘事。黨的二十大報告以一個根本定性、五個中國特色、九個本質要求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進行了高度概括：（1）一個根本定性，即“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習近平指出：“這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定性的話，是管總、管根本的。”（2）五個中國特色，即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分別從顯著特征、本質特征、崇高追求、鮮明特點、突出特征五個方面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人口規模巨大”突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艱巨性、復雜性和偉大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突顯了中國式現代化在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三個方面的獨特性；“走和平發展道路”突顯了中國式現代化在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式上的獨特性。（3）九個本質要求，即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前面兩個突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優勢和制度優勢，中間五個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現代化的實踐要求，最后兩個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全球責任和世界意義。
進一步說，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國家敘事與黨的十九大、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十個明確”的科學體系是統一的。“十個明確”中，前面四個是具有總體性的，后面六個是對前面四個的具體展開和落實。考慮到從“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高度提出“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從“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高度提出“促進全過程人民民主”這兩個重大政治智慧和實踐綱領都是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成功實現了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轉移以后提出來的這一歷史事實，第三個明確所概括的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及解決這一主要矛盾的“一個中心、三大原則”的發展思路（“一個中心”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三大原則”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人的全面發展、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它說明，中國式現代化在總體上體現了人民富裕、人民民主、人的發展相統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從前面所說的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國家、人民共和國的“三位一體”或“一體兩翼”關系來看，共同富裕包括了三層蘊涵：第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習近平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第二，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習近平指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也是區別于西方現代化的顯著標志。”第三，共同富裕是人民共和國的內在要求。共同富裕、天下為公、人民共和，這三者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大同理想的根本要義和現代蘊涵，因而也是我國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內在要求。習近平指出：“把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要求我們必須實現從“擺脫貧困”（做減法）到“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做加法）的歷史性轉換，實現從解決絕對性貧困、物質性貧困、外在性貧困向解決相對性貧困、精神性貧困、內在性貧困的歷史性轉變。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是促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現代化。習近平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在“第三個明確”中不僅增加了“促進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內容，而且把它放在了“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前面，就充分說明了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既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保障，也是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的政治保障。民主民權與民富民生是息息相關的。中國式現代化只有從民主政治、法治國家和國家治理意義上促進全過程人民民主，才能不斷夯實黨長期執政基礎，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為人民謀幸福的著力點。
最后，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現代化。習近平指出：“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的現代化水平決定著中國式現代化的質量。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現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始終堅持人的歷史主體地位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錨定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順應人民對文明進步的渴望，努力實現物質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會安定、生態宜人，將人的發展推進到更高的歷史形態，從而成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科學路徑。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方面的中國特色和九個方面的本質要求，推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穩致遠地向著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砥礪前行。
總之，在國家文明的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致力于對“工業以至于整個財富領域對政治領域的關系”這個現代化發展主題的不懈探索，在從工業現代化走向全面現代化的實踐進程中，從整體性與立體性、全面論和重點論相結合的意義上實現了“從富強走向文明”的偉大轉換，不僅使“現代化”概念從狹義的經濟語境和富強邏輯中解放出來而具有了更加廣泛、更加豐富的內涵，而且使得“文明”概念從最初的狹義的精神文明的意義中超拔出來而具有了更加廣泛、更加豐富的內涵，成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廣義的文明概念，既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又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四、中國式現代化的人類文明敘事
從人類文明敘事的意義上來說，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者”領導中國人民改造“工業和社會結構的必要性和條件”，把工業從其與資本主義結合、為資本主義服務中剝離和解放出來，改造為工業與社會主義結合、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偉大實踐過程，是探索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而把現代化運動引向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偉大實踐過程。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從生產關系和制度創新意義上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彰顯了社會主義文明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制度優勢。文明作為“實踐的事情”，其最高體現就是道路的選擇。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這包括兩個根本方面：一是從社會革命意義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制度上打破了“現代化=資本主義化”的魔咒。習近平指出：“一些發達國家工業化搞了幾百年，但由于社會制度原因，到現在共同富裕問題仍未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這說明，工業化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物質財富的最有效手段；但工業化能否真正解決共同富裕與貧富差距問題則與其采用的社會制度緊密相關。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是別的什么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破解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難題，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兩極分化、物質主義膨脹、生態環境惡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二是從社會改革意義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運行體制上破除了“市場化＝資本主義化”的迷誤。工業化和市場化是實現現代化的兩個缺一不可的重要條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取得的最大的體制性成果，成為最為有效的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物質財富的社會生產體制和動力激勵機制。改革開放以來，正是借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中國才駛入了工業化、現代化的快車道。習近平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從生產力和技術創新意義上跳出了“現代化＝工業化”的窠臼，彰顯了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對傳統工業化道路的歷史性超越。這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對西方發達國家單一性工業化現代化道路的超越。現代化不等于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化不等于工業化，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方式也不等于工業化的技術生產方式。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這在相當程度上就包括了對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道路的超越。二是對我國早期工業化道路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超越。新中國成立后，受生產力趕超戰略的支配，我國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與步驟基本遵循的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參照的“工業化即現代化”的發展策略。改革開放后，為了適應經濟快速增長和經濟效益快速提升的需要，加之科技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的限制，我們長期采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產生了“先污染后治理”等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問題。進入21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借鑒很多國家“去工業化”又“再工業化”的經驗教訓，堅持推進從“新型工業化”到“新型四化”再到“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取向轉變，走上了一條把推進新型工業化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高度結合，把實現新型工業化和實現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融合發展的現代化之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提出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創新意義的戰略性思想，如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等，都是以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和中國式現代化為背景提出來的，適應了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必然要求。特別是發展新質生產力思想的提出，更是從新型工業化和新質生產力的互動出發開啟了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新航向。習近平指出：“新時代新征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實現新型工業化是關鍵任務。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統籌發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時代新征程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基本規律，積極主動適應和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把高質量發展的要求貫穿新型工業化全過程，把建設制造強國同發展數字經濟、產業信息化等有機結合，為中國式現代化構筑強大物質技術基礎。”三是對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關系有了更加科學而清醒的認識。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礎，推進新型工業化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這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對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關系的經驗總結。現代化不是只有工業現代化，也不是只有四個現代化和經濟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包括五大領域建設的協調發展和五大文明成果的歷史匯聚，而且包括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防和軍隊現代化、農業農村現代化、人的現代化等多個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對現代化和工業化關系的歷史破解說明，中國式現代化不但能夠在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上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且能夠在生產力和物質技術上跨越傳統工業化的“卡夫丁峽谷”。中國式現代化是生產力文明與生產關系文明、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生產方式的統一，是“新瓶”裝“新酒”、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它從新型工業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相統一的意義上為我們破除“唯工業化”和“去工業化”又“再工業化”的兩極性工業化道路提供了重要指南。
最后，中國式現代化從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結合的意義上成功實現了對“工業和社會結構”的根本性改造，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獨特優勢。堅持從社會生產角度考察政治與經濟相統一的社會結構，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立場。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理論包括了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次包括“人改造自然”和“人改造人”這兩個總的方面及其具體化的物質生產、人類自身生產、社會關系生產、精神生產、環境生產等“五種生產”，目的是實現“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和“人類與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中觀層次包括社會經濟結構、社會政治結構、社會文化結構這三重結構及其具體化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的“五位一體”建設，目的是實現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這五大文明的協調發展；微觀層次主要指社會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具體社會關系結構，包括起決定作用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分工或就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人口結構、家庭結構、階級或階層結構等各種要素和子系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理論就是一個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改造社會生產關系從而改造各種社會結構的社會發展理論。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這種改造首先意味著我們必須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道路，尋求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人與世界的全方位和解與和諧。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中國特色都蘊涵了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結合出發改造工業和社會結構的內容，如“人口規模巨大”需要對人口、產業、就業、階級或階層等結構的改造，“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需要對收入分配、城鄉、區域等結構的改造，“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需要對物的生產與人的發展關系的改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需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走和平發展道路”需要建立和睦共處、合作共贏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式現代化通過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對工農、城鄉二元性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改造。工業和農業是人類社會生產的兩個重要領域。然而，資本主義追求的“使農村屈服于城市”“使農村從屬于城市”的現代化發展加劇了工農、城鄉、腦體之間的對立，產生了社會和個人之間的諸多社會歧視和身份歧視。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把促進共同富裕和統籌城鄉發展結合起來，解決好工農、城鄉之間的二元性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馬克思說：“城鄉關系一改變，整個社會也跟著改變。”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式現代化通過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來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共同富裕之路，就是對馬克思主義通過廢除私有制來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腦體差別這三大差別的偉大實踐，就是把工業從其與資本主義結合、為資本主義服務中剝離和解放出來，改造為工業與社會主義結合、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偉大實踐。正如恩格斯所說：“在現今社會中造成一切貧困和商業危機的大工業的那種特性，在另一種社會組織中正是消滅這種貧困和這些災難性的波動的因素。”
從總體上說，中國式現代化所以能實現“改造工業和社會結構”的歷史性超越，有三個方面的根本原因：一是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集中統一全面領導確保了中國式現代化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顯著優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保了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堅持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二是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保障。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使中國式現代化堅持物質文明與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三是有“兩個結合”的理論指導。習近平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早在1956年4月，毛澤東就從以蘇為鑒的意義上明確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從“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結論出發，多次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個“第一個結合”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第二個結合”，把結合的對象從“中國具體實際”（現實的）深化為了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史的），使“第二個結合”成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彼此契合”和“互相成就”，“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之一，就是賦予了“中國特色”和“中國式”以更為明確的內涵。習近平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一樣？為什么能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關鍵就在于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關鍵就在于‘兩個結合’。”“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是“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把馬克思主義的“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統一起來，突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基和中華文明基因，使中國式現代化成為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兩個結合”的意義上對社會主義文明、新型工業文明、中華傳統文明三者相結合的偉大實踐成果。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這是從中華文明史和人類文明史相結合的角度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源泉和價值取向、本質內涵和歷史意義的高度概括：“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奠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根基，“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確保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正確方向，“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包括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和物質文明成果）賦予了中國式現代化以文明高度，這三個方面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源泉和價值取向；“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破解了21世紀人類文明的發展困境和歷史走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這兩個方面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內涵和世界意義。正是中國式現代化這三個方面的理論源泉和價值取向、兩個方面的本質內涵和世界意義，生成了“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的世界歷史性事業。這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通過“兩個結合”而“改造工業和社會結構”的三重歷史邏輯：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改造為社會主義的，把社會主義改造為中國特色的，把中華文明改造為現代的。
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邏輯和世界意義，必須從歷史長過程和全球大視野來看，既著眼于現在跟過去的比較，也著眼于現在對未來的影響。著眼過去，我們要看中國式現代化對人類的貢獻；面向未來，我們要看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的影響。這種影響在問題視閾上表現為中國式現代化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和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科學回答；在時間維度上表現為今日之中國對未來之中國的影響；在空間維度上表現為中國之中國對世界之中國的影響。1956年，當我國開始進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毛澤東就曾指出：“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202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在這里，從“五大文明”協調發展的意義上首次相提并論地提出“兩個創造”，實際上就是從“兩個創造”互為一體、互相印證的意義上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之新及其所創造的人類文明的形態之新的高度概括。它說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多年里，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對內和對外的統一，堅持基于自身國情和借鑒各國經驗、傳承歷史文化和融合現代文明、造福中國人民和促進世界共同發展的統一。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出發提出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思想，又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上提出了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推進人類社會現代化的思想，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的三大倡議。這充分說明，中國式現代化既是我們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也是中國謀求人類進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正如習近平所說：“我們追求的不是中國獨善其身的現代化，而是期待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各國一道，共同實現現代化。世界現代化應該是和平發展的現代化、互利合作的現代化、共同繁榮的現代化。”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們為人類社會而做的事情”。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本身“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而且還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中國方案，作出了世界貢獻。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中國式現代化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樹立了典范，為其提供了全新選擇。”這說明，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包括三個主要方面：一是從現代化模式上，為全球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現代化模式，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二是從現代化理論和實踐上，是對西方式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超越，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三是從民族國家的意義上，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樹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選擇。從總體性上看，中國式現代化對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它為國際社會探索現代化道路提供了一個非常偉大的公共產品，具有更高的價值追求、更大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應，為我們批判“西方中心論”“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提供了最好的實踐經驗。
總之，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黨的初心和使命決定了“兩個創造”的有機統一性，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責任與使命。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方面的中國特色，既是理論概括，也是實踐要求。它在“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總體性意義上說明，只要我們牢牢把握前進道路上的五項重大原則，以“兩個結合”為指導，堅持“改造工業和社會結構”相結合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繼續踐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之路，到21世紀中葉，中國式現代化就能夠使我國14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從而徹底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到21世紀中葉，隨著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邏輯和世界意義必將會更加充分地顯示出來。
（作者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華僑大學研究基地研究員，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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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王一力）
